专访《八九点钟》导演：在流动的世界中，捕捉一代人的情感密码
当一趟归国的航班因故取消，一段稳固的亲密关系也随之被悬置。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竞赛影片《八九点钟》巧妙地以此为起点，展开了平行时空下的双城叙事：理想主义的电影学生平谷在纽约为自己的创作苦苦挣扎，而犹豫不决的服装设计师嘉琪则滞留在洛杉矶，面对去留的十字路口。他们一个在异乡试图锚定梦想，一个在旅途的中转站重新审视归属，两人在分离中经历的诱惑、机遇与内心波澜，共同编织了一幅海外中国青年面对现实压力与情感抉择的细腻图谱。
本片是青年导演闫琨骜的长片首作，此前他已有多部短片入围国际电影节，展现出对全球化背景下青年生存状态的持续关注。在《八九点钟》中，他摒弃了宏大的时代叙事，转而捕捉后疫情时代弥漫于个体生活中的微妙情绪与疏离感。
展开剩余93%多年前，导筒曾参与助力本片的众筹，如今在这部作品在平遥完成首映之际，我们带来闫琨骜导演的专访长文，走进这部全片在北美拍摄完成的留学生主角作品的精彩幕后故事。
采访/撰稿：谢婷
一、创作初衷与主题探索：从个人体验到一代人的共鸣
1. 灵感来源与创作动机
导筒：本片聚焦海外中国青年的生存与精神困境，这种题材选择是否源于您个人或同龄人的真实经历？
闫琨骜：因为这个片子创作的时候，我正好也是刚从国内去海外读书，然后也是刚刚经历了国内的疫情，到了海外，同时海外疫情还在蔓延。有很多在留学生当中的情况，是很少被讲述和被看到的。那随着时间的发展，疫情结束，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个影片主要是对于亲密关系在这样一种（疫情带来的）短暂的风暴当中，可能会发生的变化的一种探讨。
导筒：影片通过平谷、嘉琪两条平行线索展开，这种结构是否意在表现当代青年命运的偶然性与交叉性？
闫琨骜：其实这个也是从叙事结构上的一次比较大胆的尝试。在以往的影片当中和我自己的写作当中，很少有这样一个描述一对关系，但很快又分开的故事结构。所以我也是想去挑战一下这种叙事本身的可能性。那他们分开之后，两个人生活上会不断有一些重合和不一样的地方。其实这种重合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有所体现，比如说他们到一个派对上，会发现不约而同地买了同一瓶酒。这一对比较长久的情侣其实已经是充满默契的，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他们分开之后所发生的、对这些关系造成挑战的非常细微的变化。
2. 标题的象征意义
导筒：“八九点钟的太阳”常被喻为希望与未来，但影片中的角色却充满迷茫与挣扎。标题是否带有反讽或重构一代人理想的意图？
闫琨骜：听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有很多种解读。
首先，影片本身在时空上就是模糊的——故事发生在纽约和洛杉矶两个城市，两边的时间可能一个是早上八点，另一个是下午四五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八九点钟”。这就像你刚才说的，年轻人的生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乃至全世界的年轻人，其实都是这样：他们既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拥有一种文明向上的生命力，但同时，也必然伴随着许多迷茫和不确定的因素。
我觉得这两种状态是同时存在的，这甚至是这个年龄段，或者说不仅是年轻人，每个人都可能出现的状况。所以，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人生非常自然，也非常复杂的一个特征。
具体到影片中的两位主角，他们其实都在寻找自己未来的方向，处于一个需要定性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会遇到新的相识者——这个设置在当时就是一种方向的诱惑，或者说潜在的陷阱。
这首先是基于我最开始提到的，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如疫情）背景下，人们经历着空间上的分离，这对亲密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就会衍生出许多新的东西，包括对事业的思考、对情感的思考，当然也包括对伴侣的思考。
这两位“闯入者”的设定，正是为了带出这种关系中的诱惑、不安，以及主角们可能从未触及过的一些复杂情绪。我觉得这些情绪非常奇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被太多沉重的、宏大的苦难和事件所占据，反而忽略了这些非常细微、短暂的情绪波动。恰恰是这些潜藏的情绪，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们，也构成了我们最真实的记忆。
二、叙事设计与文化批判：对话代际、权力与认同
1. 对华语电影代际的对话
导筒：片中台词提到“中国导演从第六代开始断层”，并自称“第零代”。这是对现有代际划分的否定，还是试图提出新的创作方向？您认为“第零代”导演的核心责任是什么？
闫琨骜：对，首先这是一个玩笑话。我觉得之前我们代际的划分是基于前辈导演们共同的时代背景以及创作中的共同特征。我非常认可之前的代际划分。那我们近几年经常听到“第六代之后就没有了”，比如没有第七代了，那是因为尤其是近些年，大家的创作呈现出了非常不一样的路径以及模式。所以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现象。其实我觉得青年导演不需要被划分到某一代，也不需要一个共同的特征，因为电影本来就应该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导演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想去看他的电影，就是因为他能提供一个任何其他导演都提供不了的窗口。看前几代导演的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故事或创作背景，很多都依赖于非常重大的苦难性事件和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然后去进行一种容易引起观众共鸣的创作。
导筒：那么您觉得对于你们这一代新一代的导演来说，是不是应该从聚焦于时代、大事件，转向更加聚焦于个体？因为全球化延伸，各国差距缩小，是否更应该聚焦于人存在的本身？
闫琨骜：我觉得中国电影相对于其他国家电影的特征，可能就是我们会对于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讨论非常敏感。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确实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的生活，就算从很小的角度出发，也能看到这些大时代事件落下的烙印。我去国外学习之后会发现，很多同学的创作都是特别私人、特别细腻、特别小的情绪。相比较，我之前在国内学习时，可能会觉得“这事儿也能拍？”但我觉得也可能会被这种东西影响，开始去注意到那些我们之前忽略的生活中的小事。
导筒：他们可能对于国家、社会的集体性叙事没有我们这么强，更强调个人价值，所以导演会更聚焦私人情感。您是否也倾睐于这类电影？
闫琨骜：其实我没有特别按国家和地区划分的偏好。但我确实也非常喜欢欧洲电影、日本电影，以及韩国、美国电影。因为总能找到一些文化、地理空间上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电影给我们的一个窗口——你生活中看到的是一种生活，但在电影院里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才是去电影院的魅力。不管是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种族、新的事件，还是一个同样国家中不曾被描述过的事件，我觉得不管大事小事，都非常独特。
导筒：您是否有回国拍片的想法？但国内市场似乎更倾向集体性叙事的大片。您个人倾向聚焦个体的表达，会在这上面做取舍或向市场妥协吗？
闫琨骜：我觉得，我们看好的商业电影，其实都脱离不了非常细腻的情感刻画。尤其是在现在，我们的电影工业、技术和商业体量已经达到很好的层次。但我们会发现有些大片票房好，有些不好，很重要的原因还是故事、人物，有没有真的写到观众心里。我自己也会看商业片，比如最近的爆款，你会发现它的文戏、一些小的巧思其实都在为影片加分。所以我觉得不管以后做商业片还是文艺片，处理个人情感以及真的了解当下观众的情感，是一个很必要的事情。
2. 性别、权力与种族议题
导筒：影片中多次出现男性对女性的搭讪（甚至越界行为），以及隐性的种族歧视场景。这些设计是否刻意暴露全球化语境下的权力不平等？您如何平衡批判性与叙事节奏？
闫琨骜：其实影片中的，比如对女性的性骚扰以及种族歧视，只是非常非常小和浅的层面，相对于真实发生的事情来说。像我们在美国学习遇到的极端种族主义和极端骚扰，其实身边严重的有太多太多。包括在国内，我们也能看到，比如影片中女生被揩油的桥段，在国内的新闻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甚至更严重。所以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国家，呈现这样的状态是非常必要的——呈现不管是女性还是作为亚裔，他们所处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可能的危险，是非常必要的。
3. 文化认同的“掌声”与“孤独”
导筒：影片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女主角嘉琪在课堂上以中国家乡为选题进行展示，获得了热烈掌声，却无人愿与她组队实践。这似乎隐喻了一种文化处境：东方文化在西方可被欣赏、好奇，但难以真正被理解、融入。您设计这个情节，是想探讨创作者在海外文化认同与输出中的无力感吗？
闫琨骜：它本质上是一个跟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相关的事宜。因为我觉得就算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也有它非常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存在于社会方方面面。有的时候，比如像纽约这样一个我们认为是相对公平的城市，它其实也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视作外来文化，被视作一种亚文化。所以这其实也是困扰海外华人的一个很常见的身份焦虑或文化认同状况。本质上，跟我们从小城市来到北京、上海感受到的无法融入，是很相似的。
4. 利益与情感的关系
导筒：奥菲莉亚与亚当的婚姻被描绘为资源交换的产物。您如何通过这段关系探讨当代青年在现实压力下的情感异化？您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探讨当代青年在现实压力中的情感选择，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快餐恋爱，去等价交换。您是否认为这种兵法式的资产阶级式的这种资源交换的情侣相处模式已成为现在普遍的，当代年轻人的一个情感状态。
闫琨骜：我觉得不好说“普遍”，因为这需要数据统计，没办法很科学地讲。但我觉得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而且越来越多。不管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更快捷地去到海外，还是在国内完成不同城市间的身份变化。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社会性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自己的故乡好好生活？为什么故乡没有给我们一种满足感和归属感，一定要让我们变成流散的状态才能完成满足？同时，这个满足到底是什么？是物质的满足，还是阶级、身份的满足？其实也值得怀疑。在他们这个生命阶段，没办法看到比如结婚10年后会不会喜欢这样的生活，无法预判能否适应。所以很多事情是存疑的，需要被讨论的。
三、导演的创作方法与风格：在影响与自我之间
1. 亲自出演的考量
导筒：您为何选择亲自饰演男主角平谷？这一角色是否带有自传色彩？其理想主义与挫败感是否折射了您自身的创作历程？
闫琨骜：其实肯定跟我比较相关，因为我自己也是学电影的学生。他的很多生活细节肯定都有一些我自己的印记，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成分和虚构的成分。因为不可能电影就跟生活完全一样，肯定要有变化。然后我自己做电影…（笑）因为我也没啥之前没啥成就，所以也没有太多的理想主义挫败感吧。
2. 美学风格的选择
导筒：您的风格不同于杨德昌的冷静缜密，更接近伍迪·艾伦的散漫诙谐，但片中又致敬了《一一》。那么伍迪·艾伦是否也是您喜欢的导演？您如何调和这些影响？是否刻意打破华语艺术片的传统叙事范式？
闫琨骜：其实你说的都有。当然首先杨德昌很喜欢伍迪·艾伦，他看了艾伦的片子后才决定开始做他的“讽刺三部曲”，风格转变非常大，从《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变成了非常有趣的讽刺喜剧状态。这是我最开始看杨德昌和受他影响非常喜欢的地方，所以我一边看也一边溯源，发现有一部分是来自伍迪·艾伦的。我自己也很喜欢伍迪·艾伦的电影，看他的电影很有趣，之后也能给人留下思考。所以我觉得，因为中国的电影有太多其他风格的已经有太多人在做了，不太需要我去做那样的东西。我就想我的电影能在保持一些严肃性的基础上，有趣一点，讽刺一点。我最理想的状态，还是能让观众接受和欣赏到讽刺喜剧这种类型，或者说通过这种类型完成一些表达。
3. 跨国背景下的影像语言
导筒：影片在纽约、洛杉矶等多地取景，空间转换频繁。这种流动感和角色有一种去何从的漂泊感。这是否意在表现球化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无根性”？在视觉表达上又如何去强化这种梳理感和无根性
闫琨骜：其实我们最开始也试过要不要先讲一半平谷的故事，再讲一半嘉琪的故事，变成章节式。但后来发现，这个影片在最开始结构时就是一个双线交叉的、两个城市不断变化的。我觉得这种流动感，基于一种关系的相互想象、想念、猜疑和展现，是非常独特和有意思的。所以它也能表现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虽然是分隔的，但又是相互有呼应的。
四、学院派与工业实践的平衡
1. 长期学院经历的影响
导筒：您从中国传媒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为何选择持续深耕学术而非直接进入工业体系？学院训练对您的创作提供了哪些支撑或限制？
闫琨骜：因为本科学完就疫情了，所以就不存在进入工业体系这回事儿。我们大四实习都是线上实习，我从来没在公司上过班，因为没有班可以上，当时全都停产，电影业也停滞，很多项目都停掉了。疫情之后更严重的是电影产业投资减少、观众减少。但我觉得这是把电影业面临的问题提前和放大了，尤其是面对短视频、短剧、游戏等新娱乐形式的挑战。就目前状态来说，一边在学校一边还能保持创作的思考，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最终可能还是要做选择。学院给了我一个相对安全又逃避的环境，能让我去思考一些电影相关的最前沿的东西，因为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一定是在思考最前沿的东西，完成积累。这也是能促使我不断往前思考的一个动力。
2. 中美电影教育差异
导筒：中传与哥大的电影教育理念有何不同？哪种体系更契合您当下的创作需求？您如何将理论思考转化为具象的影像实践？
闫琨骜：两所学校在课程设置和风格上差别蛮大。美国主要是鼓励式教育为主。我们之前在国内时，老师非常犀利、尖锐，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这非常好，能让你在非常不成熟的阶段很快意识到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某种程度上给我打了基础。再去哥大学习时，我会很多自我审视和反思创作，老师更多是鼓励和培养，不会给特别具体或“一定要怎么做”的建议，大部分是帮你寻找自己风格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各有利弊。
五、行业观察与未来计划
1. 独立电影的生存策略
导筒：作为青年导演，您如何平衡作者表达与市场接受度？是否会比较坚持个人表达，然后牺牲市场和观众反应？
闫琨骜：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度的，肯定不是绝对的。因为就算你再不关心市场，也要关心钱从哪里来，不想拍一部片就把以后的道路都葬送。所以我觉得最起码在创作时还是要考虑观众的。但本身创作还是要挑战观众，这是一个平衡——怎么能够既挑战观众，又能吸引他们去看，那么这种挑战就是有意义的。
导筒：从入围国际电影节的短片，到如今来到平遥进行长片首作，在此期间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闫琨骜：我觉得最大的挑战，首先源于我们这几年所经历的电影业整体的萧条。
这种大环境的低迷直接影响了项目的生存方式。我们的长片项目基本上靠朋友们帮忙的方式来完成了前期拍摄。说实话，能这样拍出来，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期间也得到学校提供器材等支持。
不仅如此，疫情之后整个电影发行生态的变化，也让文艺片的发行变得异常艰难。所以，从融资、制作到最终走向市场，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挑战。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在行业寒冬中，一种“野蛮生长”的产物。
导筒：那您在面对抖音等这种新媒介覆盖更广、影响更大的当下，是否又在思考需不需要彻底转变发行策略？这也是您刚才提到的，在找资金和宣传方面面临巨大压力的延伸思考。
闫琨骜：电影节聚焦了很多青年电影人或者说是行业投资人，会给到青年导演的关注态和提供一个资金的支持，这有很大作用。但是，对于如何触及普通观众，这个问题我确实还没想明白。相比之下，像美国就有更成熟的生态。在纽约很幸福的一点是，它拥有大量的艺术影院。当然，我们说这些影院是私人影院，自己说了算，只要你拿到版权就可以放。
这些艺术影院很多都属于非营利组织。它们的运营并非单靠票房——卖票的收入肯定维持不了运转——而是依靠政府提供的一部分资金，同时也会申请各种基金来支持。正是这种多元的资金扶持，才能让它们生存下去。
更重要的是，每家艺术影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比如纽约下城的Metrograph，它就是放映亚洲电影最多的影院之一，票价也非常亲民。那里会放蔡明亮、胡金铨、毕赣，以及很多中国新生代导演的处女作。这种定位吸引了大量亚裔学生，以及那些渴望看到亚洲电影却找不到渠道的观众。
所以，我觉得问题的核心在于，独立电影需要一套完整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来支撑。独立影院在其中扮演着连接影片与特定观众的关键角色，而它们背后需要非营利的运营模式和来自政府、基金会的扶持。这套在中国目前还是非常缺失的。电影节为行业内部和投资人提供了聚焦新人的平台，但电影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依靠这样细分的、扎根于社区的线下渠道，才能真正抵达它的观众。
2.后续创作方向
导筒：未来是否会继续聚焦海外华人题材？或计划回归国内语境进行创作？
闫琨骜：这个不好说。当然我觉得首先我不在海外，很多事情因为你不在那个空间里，感觉是把握不好的。但我回国前也有很多想在海外拍摄的想法和创意。回国一年多了，其实也有很多国内的想法。目前还在平衡，看哪一个最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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